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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弥勒红顶巨商王炽“三代一品”石牌坊

在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东门街中段，矗立着一座造型优美、气势恢宏、高大雄伟的石牌坊。这座牌坊是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御旨旌表云南巨商王炽，由王炽请通海名匠建造的。石坊高约10米，宽6米，四柱三间三重檐，用青石建造,东西向，占地64平方米，柱脚石墩有四对石獅相背而立。整座牌坊雕琢精细优美，坊顶正脊正中有宝瓶石雕，两端饰鸱吻，主楼正中有一镂空石龙盘抱的竖匾，上面镌刻着“圣旨旌表” 4个大字。竖匾下的横匾上镌刻着“三代一品封典”六个大字。坊柱上镌有三副楹联，牌坊台基东西两面各有垂带式踏踩七级，整座牌坊具有很高的艺术王炽是一个商人，为什么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要对他“圣旨旌表”呢？为什么要诰封他 “三代一品”呢？为什么要给予他御旨敕建“三代一品”牌坊这样至高无上的荣誉呢？如果对王炽富有#奇色彩的一生作一番了解，可以得知，此坊得来实属不易。
石牌坊

王炽，字兴斋，汉族，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人，生于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),卒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)，历经清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。王炽幼时家境贫寒，14岁时丧父，不得不綴学习商。16岁时，王炽用母亲变卖首饰得来的20两银子为本钱开始了经商生涯。最初，他从事土布和红糖贩卖。凭着天资聪颖和吃苦耐劳，他不久便攒下了百余两银子，于是组建了自己的马帮，返运土杂百货，扩大经营。/由于他胆大机敏，为人仗义，到20岁时，他在滇南一带已小有名气，被称为“滇南王四”。但此时，素有积怨的表兄与他发生了冲突，在一场斗殴中表兄被杀，王炽只得出逃避祸。几经波折王炽来到了重庆，他看到重庆位居水陆交通要冲，商业鼎盛,便与人合伙开设了“天顺祥”商号，由合伙人出资扩大经营，由王炽组织起一支三四十匹骡马的马帮，在重庆购买烟土杂货贩卖到云南，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由“天顺祥”销售。王炽的马帮打着“滇南王四”的旗号，沿途亦购亦销，边贩边卖，获利颇丰。王炽为人胆大侠义，在沿途贩货中常化险为夷。一次，满载川货的马帮从昭通南行到凹村，遇到百余名劫匪，马夫们吓得四散逃命，但王炽却临危不惧，镇定自若，指名要见匪首。匪首对王炽的胆识和机敏颇为赞识，不但放走了王炽，还归还了一半货物与全部马帮。此事传开后，王炽声名更著，沿途各路山贼都对他的马帮礼让三分，王炽的生意更加兴盛。王识抓住大好时机，一方面竖立声望，一方面在叙府增设分庄，与席茂之合伙在昆明设立“同庆丰”商号，另一方面又在“天顺祥”建立了一套较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，使自己的商贸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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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解决发展商贸业务急需的资金周转问题，王炽又开始筹划自己开设天顺祥钱庄。但开设钱庄需要大批资金，还需要官府批文。在经商创业中，头脑机灵的王炽，体悟洞悉了
当时社会的一条基本法则：官之所求，商无所退。他认识到，要想经商致富，特别是要开设钱庄，使人们信任“天顺祥”钱庄，那就必须有政治上的靠山，走官商结合之路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机会出现了。新任四川盐茶道唐炯，为改善川盐生产，急需白银10万两，可是四川布政使无钱可拨，唐炯只得向商界筹措。但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见效慢、风险大，无人愿借钱给官府。王炽则认为这是结交唐炯找到官府靠山的机会，同时，也是展示“天顺祥”实力的机会，可以促使人们放心到“天顺祥”来存兑银两。于是，他想了种种办法，不出10天就凑足了 10万两银子，安排了百余名挑夫，打着“天顺祥”的旗号，敲锣打鼓绕城数圈，将 10万两银子送到了官府,不仅造成了轰动效应，竖立了“天顺祥”钱庄的威信，而且大大地获得了唐炯的信任和赞赏。于是，王识走上了官商结合的发迹之路。

在唐炯的’支持下，王炽开始大展宏图。他开汇号并代办盐运，与席茂之分伙独自经营，在昆明创设自己的“同庆丰”商号，并将“天顺祥”改组为“同庆丰”的分号，又在长江沿线、国内各大城市增设分号，乃至鼎盛时在香港、海防也开设有办事机构。与此同时，王炽在云南全省各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也设置了“同庆丰”的分号。由此，“同庆丰”由于布点广、资金多、汇兑业务方便、信用好而成为当时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。每年各省调剂云南协调及省宪解缴朝廷款项，便达数百万两之巨。与此同时，“同庆丰”还在四川代办盐运，在昆明设“兴文公当”兼营房地产业，修健昆明同仁街，在弥勒、宜良等地购置大量田产，年收租息千余石。据统计，从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至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这25年间, “同庆丰”去除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，全号仅红利即达389万余两，时人称其“富过半个云南”。王炽由此成为名震南北、“执全国商界牛耳”的一代“钱王”。在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，王织排名第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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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王炽在经商中和致富后，并非唯利是图和为富不仁。他一生明仪重德，以德经商，以儒治商，仗义疏财，以义用财，诚信不欺，爱国忠君，热心公益，爱才恤民，富而不奢。尽管他政治上较为保守，忠于清廷，为清政府效了不少力，但是他也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莘莘学子、为贫苦百姓做了许多好事。光绪九年（1883年)，法国侵略越南，朝廷命云南巡抚岑毓英和提督鲍超统兵出关援越抗法，当时军费紧缺，达官贵人和唯利是图的商人都袖手缩头，独有王炽毅然垫支60万两白银。战后，为遣散兵勇王炽又垫银相助。岑、鲍甚为感激，为旌表王炽，鲍超特赐“义重指国”匾额，岑毓英赐“急公好义”匾额。后来，法国人企图侵占云南路权，王炽又花巨资从法国人手中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。为了保护国家矿产资源和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，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王炽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兴办云南铜、锡矿业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)，陕西、山西大旱，黄河断流，王炽捐银2万两赈恤，并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，李鸿章称赞他“犹如清廷之国库也”。同年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慈禧太后仓皇出逃，所带银两不敷使用，认为忠君就是爱国的王炽，便下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，“同庆丰”分行全力资助。慈禧回京后，国库空虚，王炽又发动“同庆丰”的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。

王炽不仅急国家之急,慷慨为国奉献，而且十分关心民间疾苦，做了大量公益事业。当时，天花流行，王炽在昆明开设了 “牛疫局”，使大批婴儿免受疾病之苦；虹溪书院损坏，他出资扩建；见学子失学，他建义塾以教；为培养人才，振兴地方教育文化，王炽联合本地富绅创办“兴文当”（后更名为“兴文银行”），将之作为基金库，以资助地方教育事业，云南经正书院、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；见大渡河渡船常常翻船，他便捐巨金打造13根铁索修桥，在弥勒境内的盘江上也修建了两座铁索桥。他又出资修筑了虹溪街道、铺设了昆明城至碧鸡关的石板路，在昆明修建了弥勒会馆，为弥勒赴昆明的乡亲提供住宿。见地方无救荒之粮，王炽便设义社以备赈灾。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，王炽便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费用。广西直隶州（今沪西县）城孔庙长年失修，王炽捐银1513两重修。1903 年在王炽去世前不久，云南石屏人袁嘉谷考中状元，这是云南的首名状元，王炽欣喜若狂，他拿出“兴文当”公款，一半奖给袁嘉谷，一半在拓东路修建了一座巍峨的状元楼……

正因为王炽一生有如此不平凡的业绩，有如此众多感人的义举，有深为令人敬佩的为国分忧、为民解难的功德，对清政府又有诸多贡献，因此，清廷先后赐予他四品道职衔，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，诰封“三代一品”封典，允许他在紫禁城骑马，最后还特地“圣旨旌表”，给予他御旨敕建“三代一品”牌坊这样至高无上的荣誉。王炽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“三代一品”红顶商人，他所获得的御旨敕建“三代一品”牌坊殊荣，在重本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。石牌坊【福建福州张经“东南战功第一”石牌坊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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